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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对年轻学者要求,中国大学对年轻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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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对年轻学者要求,中国大学对年轻学者

陈平原:中国大学对年轻学者要求太苛刻

中新网广州12月16日电 (方琼玟)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16日在广州举行的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学术论坛上指出,当下,中国许多大学对年轻教师学者的标准和要求“太苛刻”,使得他们全都手忙脚乱,心气浮躁,根本没有时间想问题或从容读书。

2010年6月29日晚上6:30,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以下称“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在光华楼东辅楼103报告厅举行了第三十二场讲座。

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12月16日在广州举行的广东省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建设学术论坛上指出,当下,中国许多大学对年轻教师学者的标准和要求“太苛刻”,使得他们全都手忙脚乱,心气浮躁,根本没有时间想问题或从容读书。“再好的苗子,也得用心栽培,休养生息,才能长成参天大树。若都急功近利,会出大问题的。”陈平原说。他指出,现在,有些学生报读大学或选择专业时,不是基于兴趣,而是排名;有些家长为子女选校时,不是基于教育素质,而是排名;有些雇主招聘大学毕业生时,不是基于他们的才干和品德,而是他们所念大学的排名。高等教育全球化和由此引发的激烈的教育市场竞争,让部分学者和大学领导层纷纷参与到“排名”中。陈平原表示,由于排名的刺激,中国各大学都在争抢“大师”或“明星学者”,而对于刚出道的青年教师,则不甚关心,当廉价劳动力使用,且提出不近情理的考核标准。如某名校历史系规定,博士生必须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文,才能给博士学位。“照此要求,《历史研究》一年发表的文章全被该校包揽了。即便是训练有素、颇具创见的教授,一年能写一两篇好论文也就不错了。”陈平原指出,转型期的中国学界,以项目制为中心、以数量化为标志的评价体系,最受伤的是“慢工出细活”的人文学。从长远看,受害最严重的是从事人文研究的年轻学人;40岁以下的副教授或刚刚入职的青年教师,一方面有朝气,还想往上走,不愿意就此停下来,另一方面,学校压给他们的任务比较重,因而心力交瘁。“因此,我再三向北大校方建议:善待四十岁以下的年轻学者。”“眼下中国各大学明码标价、真金实银地奖励老师们在‘顶级学刊’发论文,其实是不自信的表现,这明显扭曲了大学的职责和精神。”陈平原表示,中国的大学要了解自身的整体实力,明白自己的真实位置,理解现有的教师队伍以及制度,设计合理的工作目标,脚踏实地地去做,而不是拔苗助长,追求“大跃进”的效果。特别声明:本文转载仅仅是出于传播信息的需要,并不意味着代表本网站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如其他媒体、网站或个人从本网站转载使用,须保留本网站注明的“来源”,并自负版权等法律责任;作者如果不希望被转载或者联系转载稿费等事宜,请与我们接洽。

“再好的苗子,也得用心栽培,休养生息,才能长成参天大树。若都急功近利,会出大问题的。”陈平原说。

本次讲座由高研院双聘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陈平原教授担任主讲嘉宾。复旦大学中文系系主任陈思和教授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骆玉明担任评论嘉宾。复旦大学高研院研究人员郭苏建、刘清平、陈润华、孙国东、吴冠军、林曦、沈映涵等也参加了本次讲座。

他指出,现在,有些学生报读大学或选择专业时,不是基于兴趣,而是排名;有些家长为子女选校时,不是基于教育素质,而是排名;有些雇主招聘大学毕业生时,不是基于他们的才干和品德,而是他们所念大学的排名。高等教育全球化和由此引发的激烈的教育市场竞争,让部分学者和大学领导层纷纷参与到“排名”中。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高研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邓正来教授主持了讲座。他欢迎了陈平原教授来复旦高研院“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演讲,简要介绍了陈平原教授的学术背景与学术专长,并分别介绍了本次演讲的评论嘉宾陈思和教授与骆玉明教授。

陈平原表示,由于排名的刺激,中国各大学都在争抢“大师”或“明星学者”,而对于刚出道的青年教师,则不甚关心,当廉价劳动力使用,且提出不近情理的考核标准。如某名校历史系规定,博士生必须在《历史研究》上发表论文,才能给博士学位。“照此要求,《历史研究》一年发表的文章全被该校包揽了。即便是训练有素、颇具创见的教授,一年能写一两篇好论文也就不错了。”

正式演讲开始前,邓正来教授代表高研院为陈平原教授颁发了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双聘教授聘书。

陈平原指出,转型期的中国学界,以项目制为中心、以数量化为标志的评价体系,最受伤的是“慢工出细活”的人文学。从长远看,受害最严重的是从事人文研究的年轻学人;40岁以下的副教授或刚刚入职的青年教师,一方面有朝气,还想往上走,不愿意就此停下来,另一方面,学校压给他们的任务比较重,因而心力交瘁。“因此,我再三向北大校方建议:善待四十岁以下的年轻学者。”

接着,主讲嘉宾陈平原教授围绕“文学”如何“教育”这一主题开始了发言。他主要讲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眼下中国各大学明码标价、真金实银地奖励老师们在‘顶级学刊’发论文,其实是不自信的表现,这明显扭曲了大学的职责和精神。”陈平原表示,中国的大学要了解自身的整体实力,明白自己的真实位置,理解现有的教师队伍以及制度,设计合理的工作目标,脚踏实地地去做,而不是拔苗助长,追求“大跃进”的效果。(陈平原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首先,陈教授指出中国“诗教”说源远流长,辞章诗赋乃所有读书人的共同修养,没必要作为“专业”来经营——这个思路,一直延续到晚清。进入现代社会,“合理化”与“专业性”成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潮流;“文学”作为一个“学科”,逐渐被建设成为独立自主的专业领域。最直接的表现便是,文学教育的重心,由技能训练的“词章之学”,转为培养知识积累的“文学史”。

注:原文题目为:北大教授陈平原:中国大学对年轻学者要求“太苛刻”

其次,从学术史角度,陈平原教授指出探究现代中国大学里的“文学教育”,着眼点往往在“课程设计”与“专业著述”,而很少牵涉师生共同建构起来的“文学课堂”。那是因为,文字寿于金石,声音随风飘逝,当初五彩缤纷的“文学课堂”,早已永远消失在历史深处。后人论及某某教授,只谈“学问”大小,而不关心其“教学”好坏,这其实是偏颇的。

再次,陈平原教授从古今中外出色的文学教育当中选取了康有为、章太炎、鲁迅、朱自清和钱穆等九个片断,探讨了何为理想的文学教育。他强调,对于教授而言,每堂成功的文学课,都是一次与听众合力完成的“表演”。课堂的魅力,一如舞台,某种意义上,也是不可重复的。经验丰富的教师,即便上同一门课,会根据学生的趣味及需求进行适当的调整,同时融入自家的情感。能把文学课讲得如此让人着迷的,一般都是有教案而能发挥;不限于具体知识,兼及教书育人;学术上有前瞻性;顾及学生感受。

最后,陈平原教授指出,文学教育的背后,实际上隐藏着一个时代风云的倒影以及一代人精神的塑造,这很有可能就是一场新的文学革命的酝酿或预演,而作为文学教授,在一个注重市场、讲求实效、蔑视玄思的时代,如何应对危机四伏但又充满魅力和生机的文学教育,寻找突围升华的策略,这乃是一项极富挑战性的工作。

评论嘉宾陈思和教授做了精彩的点评。他指出,陈平原教授的报告紧密围绕“文学如何教育”这一核心问题。事实上,中国古代真正读文学的人不多,因此如果没有完善的文学教育制度,中国传统文学很难被保存下来。文学通常有两种流传途径:纵向的教育途径和横向的出版流行途径。就大学教育而言,中文系该如何利用文学进行教育,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陈平原教授的报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思路。因为对文学教育而言,其面临受众群小(只有在场的学生可以听),且听众记住的内容并非文学教育内容本身的困境,因此很难对之进行实证研究。陈平原提出如何体现教育成果以及如何流传这些成果的问题,他认为大学要有好的教授,只有好的教授才能培养出好的学生,才能流传这些成果,这些意见是相当到位的。此外,陈思和教授补充到,就“老师与学生”的关系而言,其实一个好老师的杰作就是好的学生,两者是互相启发、互相促进的。

评论嘉宾骆玉明教授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陈平原教授的报告引发了很多思考。首先就是文学如何通过课堂进行传播这个问题,骆教授认为在课堂上文学教育应该讲文学的知识、文学中包含的价值、文学的趣味以及个人的建设,要尽可能全面的呈现授课人对文学的思索。其次,关于大学的作用,骆玉明教授认为与现实相比,大学更应该生存在历史之中,在社会价值、社会思维混乱的时候,大学应该将“清醒的认识思维和对社会的责任”沿着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时间轨迹将其继承与传递。此外,骆教授还结合自己的实践就文学理论研究何以促进文学教学这一问题进行了探讨。

接下来的问答环节中,观众们反响热烈,主要提出了如下问题:研究型大学和教学型大学对中国教育和学术的发展有什么贡献?当代中国文化同以前尤其是二三十年代相比,有何差距?海派文学与战乱有关,为什么天津在同期却产生不了津派文学?陈老师提到文学教育乃是一种个殊化的体验,既然如此,如何从中提取一套可推广的、可言说的教育规则?如何解决“技巧”与“理念”的困境?如何看待当前中国文学教育饱满度不够这一现象?当文学教育的对象是不以文学为知识背景的学生的时候,如何看待文学教育在通识教育里的地位、作用?等等。

陈平原教授对观众的提问一一做出了认真的回答。他强调了学术语言和学术研究的严肃性和复杂性,特别针对文学的学术问题,陈教授指出我们在研究和讨论的过程中一定进入具体的文本和问题,并且要不断观察、细化和探究,不可以泛泛而谈或者以偏概全。

最后,邓正来教授再次对诸位嘉宾表示了诚挚谢意,并对全场讲座做了学术总结。他指出,作为履行知识传承义务的学者,要害在于到底应该本着何种理念来行动。因为我们常年受某种规训,认为有一套标准的、真理的东西在那,我们常常认为某样东西会经由数不清的人去解释,而只有一个东西是正确的,其他都是错误的。我们有自己意识形态承诺,有对某种前见的承诺,以至于在此基础上我们对某种观点、思想、作品的看法反而变得不重要了。陈平原教授今天的演讲从个殊性较强的文学教育的角度把这个问题重新给大家开放了出来,值得思想者们继续关注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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